余泉说，现在看起来，她回国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被访者供图)
浙江在线02月14日讯 最近公布的一组全国人才流动的大数据显示，2016年，杭州人才净流入高达8.9%，在全国范围遥遥领先，排名第一，超过北上广。
杭州吸引的还不仅仅是国内人才。去年底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领英曾发布过一份《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趋势调查报告》，对平台上100多万名中国大陆归国就业留学生的公开信息进行深度数据发掘后发现，近5年来我国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加。杭州、成都、南京等城市的海归就业人员占比也不断上升。其中，杭州更是近5年来对海归吸引力上升最快的城市之一，无论是从绝对人数和增长速度上均在非一线城市里排名第一。
他们为什么回国，为什么选择杭州？记者进行了调查。
回国不仅仅是新的工作选择，而是一个人生的选择：高薪、大房、安逸的生活，当选择回国，我追求的就不是这些了……
梦想、面包、无限的可能
“2012年我回国面试时，这股风潮还没那么明显，完全凭感觉。”盛子夏在给中国留美学生做内部分享的时候讲起他第一次见到当时阿里巴巴面试官胡晓明(现任阿里云总裁。记者注)时的情景，脸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五块创可贴，说都是玩滑板摔的，接着跟打了鸡血似的开始跟他聊梦想、金融、数据、信用、未来、世界……从2000年复旦毕业后出国留学，辗转新加坡、美国，其时盛子夏已经离开中国12年，而这位“破碎”的面试官跟他印象中的面试官都那么不一样。“杭州面试结束后，我立马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回国。”
一开始，并不适应。在蚂蚁金服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与他原本在Discovered Card完全不同。“无论是总监还是普通员工，干起活来都跟CEO似的。”他形容自己，“每天身体累得跟狗一样，但心是愉悦的。”
对像盛子夏这样在美国留学后又留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中国这块熟悉的土地，现在已经能够提供梦想、面包、无限的可能，全新的速度与高度，以及在美国一年也见不上几次的家人。“为什么不回来追逐这个中国梦呢？”
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盛子夏无意中赶上了一波洄游潮。这波始于2013年，以互联网IT精英为主的回国潮开启于中国移动互联网及创业井喷初中期，以BATM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公司的业务场景以及用户数量不仅开始遍布全球，且创下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
1998年，余泉坐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十几年后，辞掉工作选择回国的她就引用了王小波的话——“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在美国的时候，我常常在想，等我七八十岁，回忆往昔，(现在过的)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余泉来说，促使她回国的不是一条条反复权衡的理由，也不仅仅是新的工作选择，而是一个人生的选择。“高薪、大房、安逸的生活，当选择回国，我追求的就不是这些了。”
除了“梦想”，似乎没有更符合逻辑的答案。后来，她进了阿里巴巴。
客居他乡的人，终于落地了
阿里巴巴内部有一个叫“大圣归来”的钉钉群，成员都是海归，余泉是其中之一，李才伟也是。
20年前，李才伟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他是其中之一。这个理工科学霸1997年出国，以为自己不会回来了。但从2010年起，当时就职于PayPal的他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跳槽意愿。3年后，他终于决定回国。最让他困扰的不是工作机会的选择，而是家庭的支持：妻子支持他回国，女儿却反对。他不得不在杭州暂时独居，靠电话和视频聊慰思念。
余泉纠结的时间比较短。“最开始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想先适应看看，实在不行再回去美国。”结果回国没两个月，她就把全家都动员回来了，“实在太想女儿了，跟老公一商量索性都回来。”
思念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余泉说，女儿在美国出生，虽然是100%中国血统，却接受美国教育长大，在此之前她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年一次回国探亲就是每周两小时的中文课。“有一天，她跟我说，妈妈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才5岁的小毛头，不知道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件事，在余泉心里一直过不去。“我想让她在中国真正生活一段时间，这根儿不能断掉。”
回国不到半年，女儿的中文已经说得很溜，最近余泉在考虑给她转学，从国际学校转到一般的学校。“现在看起来，我回国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工作是痛并快乐着，端午、中秋、春节等等传统节日都能跟父母家人一起过，女儿也不再拒绝传统文化。回国，我不后悔。”
多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在国外总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没有在国外生活、工作过的人大概很难理解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缺憾感。曾经在美国生活了14年的丁国祥这样形容重新回到祖国的感觉：“很踏实，飘着的人终于落地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回国的生活
去了又回，来了又走。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回国的人都能重新适应已经阔别多年的祖国。
“不能说适应得很好，毕竟国内外生活环境上的差别还是比较大。”徐贻芳回国后到了芝麻信用，他丈夫是法裔加拿大人，“他特别理解不了，为什么排队的时候，后面人恨不得贴在你身上，老问我这是为什么。其实这部分感受我跟他是一样的，只不过，对我来说，现在工作比较重要，相对的其他细枝末节就不那么重要了。”她也承认，如果丈夫完全适应不了国内生活，强烈要求回美国，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未来。
要不要走？过年前，Richard一家曾专门为此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回国是因为老同学的邀请，就回来了。原本我对回国后的工作强度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会忙成这样，一天在公司的时间基本超过15个小时，也很难有完整的假期。我有时也在想，为了我一个人，要整个家庭做出牺牲，是不是值得。”
Richard所在的这家创业公司，海归不多。“虽说老板是老同学，但有些话反而说不出口，时间长了彼此多少有些尴尬。”他说，他找老板兼老同学长谈了一次，彼此妥协的结果是，“再试半年。”
徐贻芳的朋友里，已经有人重新登上了去美国的航班，亦如当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来。“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久居国外，他们已经很难再适应国内的生活。”
